1959年至1961年，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正确认识客观实际，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告诫全党，“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并指出“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当时，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一次是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分析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听了五次汇报会，逐步形成了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1月13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这次讲话，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再一次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说：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 督促，去实践”，“我今天讲了这么许多，拿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题目。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会议闭幕后，毛泽东率先安排田家英、胡乔木等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1月26日，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的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等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进行了谈话。

同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指出“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会议闭幕当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特别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信后还附了毛泽东在 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1961年起，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纷纷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刘少奇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3县，蹲点调查44天；周恩来到河北邯郸，贴近群众征求意见；朱德到四川、河南，发现并解决了农村浮肿病问题；邓小平、彭真带着5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开展调查研究；陈云到上海青浦调研。1961年10月，邓子恢在闽西龙岩白土、后田、邓厝、盂头及连城新泉北村等地做农村调查，并于11月9日向毛泽东、华东局、福建省委递交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11月23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将对邓子恢这份报告的批示转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的党委：“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正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了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实情，为中央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制定颁发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纠正了过去不合实际的错误判断，这对恢复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效果，国民经济终于从最困难中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