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抗日战争复杂局势与党肩负的艰巨使命，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机关及各团体、个人组织调查团深入农村，以问题为导向，对根据地展开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的、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为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主动到乡村开展调研活动，其中涌现了许多注重调查研究的模范人物，如朱德、林伯渠、张闻天等。

朱德深入延安西川、南泥湾，实地考察工、农、商各业的情况，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发展提出很多真知灼见，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及《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章中，如经过对延安周边工厂的调查，朱德提出了开展“纺毛运动”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组织了“延安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几十个村庄城镇，开展了长达一年两个月的调研，先后写下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一批有影响的调研报告，并总结写成给中央的报告《出发归来记》，这些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先后到甘泉、富县、安塞、志丹等县进行调查研究，指出了甘泉、富县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政府工作的若干意见，根据对安塞、志丹的调研写下了《农村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领调查组，走访了固临县的3个区、4个乡、12个村，形成了10余万字的《固临调查》。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搜集了772万字的资料，编印了81.5万字的材料。

这些调查研究报告翔实记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为党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资料，对当时党中央正确制定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全党范围内以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良好风气。经过调查研究而形成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土地租佃条例草稿》《土地登记办法及说明》《土地所有权条例及说明》等文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使全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随着调查研究的持续开展和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在全党确立，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