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为了从根本上肃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欲推动在全党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为了帮助同志们找到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1941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在1930年至1933年间完成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册出版，并重新写了序言和跋。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毛泽东鲜明而尖锐地指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毛泽东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并特别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1941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历时四年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认为，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之所以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党内严重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情况的风气。调查研究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党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现状，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要求全党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和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

为了有力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党中央决定从设立机构、确立制度两方面着手。1941年7月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文件深刻指出，党成立20年来，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给革命带来的严重损失，尚未被全党同志彻底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并提出设置调查研究机关，作为中央和各地“工作的直接助手”。毛泽东发人深省地告诫党的高级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这是我党第一次发布有关调查研究的中央文件，随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及各省委先后成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毛泽东同时兼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和政治研究室主任。之后，为深入了解并掌握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督促调查研究工作更好地实施，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专门发布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指出：“中央颁布的调查研究决定是反主观主义的重要指示”，各地要详细检查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和经验，作出总结，报告中央。

为了推动执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做了许多理论阐释。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认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彭德怀负责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不仅出台具体执行调查研究的文件，还编辑出版了红色期刊《调查研究》。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的推动下，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深入贯彻落实调查研究。当时的延安，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先后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深入、深刻的调查研究活动。

194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从此，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并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