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士弘虽出身贫寒，却因家学渊源而得以成才。其父黎有纶（字懋经）为人正直、才干出众，母亲贤良淑德、治家有方，二人皆重视子女教育。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天资聪颖的黎士弘七岁启蒙，展现出过目不忘的天赋。及至年长，他与弟弟黎士毅入深山祖师峰寺苦读。民国《福建通志·列传》载：“与弟士毅读书佛祖峰僧寺。溪水暴涨，餐不继，煨芋炒豆疗饥。”某年盛夏，山洪阻断归路三日，寺中存粮告罄，兄弟俩以煨芋头、炒黄豆充饥，夜则挑灯诵读《春秋》。“被衾如铁，苦寒难自眠”“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即便寒冬腊月、流泉成冰，仍笔耕不辍。寺中老僧见此情景，不禁感叹：“此二子他日必成大器！”

 清乾隆《汀州府志》收录了黎士弘在此读书期间所作之诗《佛祖峰山寺坐月》：“错绣诸峰夜色安，烟光树气积高寒。苍茫星汉容人立，喧寂林峦共佛看。凉月有怀成独笑，清宵无累况登山。纸屏细坐幽如梦，何处吹香满一栏。”诗中融合了山寺夜月的清幽之景与禅意哲思，展现了诗人早慧的才情与超脱的心境。

黎士弘年幼时在佛祖峰山寺读书，曾作诗《佛祖峰山寺坐月》

黎士弘14岁下山应县考，成为补博士弟子员。之后，黎士弘远赴宁化，入宁化名士李世熊（1602—1686年）门下。李世熊长黎士弘16岁，虽为师生，但很快成为忘年之交。父亲去世时，李世熊为其撰写墓志铭，称“黎君懋经”为贤者典范。李氏对黎士弘极为欣赏，潜心培养这位天资聪颖、生性勤奋的学生。得遇名师教诲，黎士弘学业突飞猛进，为日后科第、仕宦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李世熊不事权贵、豁达坦荡的高风亮节，对黎士弘数十年的宦海生涯影响深远，黎氏以师为鉴，洁身自好、勤政为民。

明崇祯七年(1635年)，17岁的黎士弘作《百鸟记》。文章一经传播，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以写实手法、童稚眼光，栩栩如生地描写出大自然中各种鸟类的活泼形态。无论从立意和写作手法上，都突破了陈腐的八股文的束缚，令人耳目一新。时任漳南道的冯之图读后爱不释手，当得知《百鸟记》出自一位17岁的少年之手时，不禁叹道：“此儿真汀南异人也。”

崇祯末年，黎士弘在汀州府城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文章批判古今奸佞，得到考官的高度评价，称其文堪比苏轼《辨奸论》。民国《福建通志·黎士弘传》载：“督学使者郭试汀州，题为‘侗而不愿’二句，黎士弘指陈古今贤佞，琅琅数千言。郭以为‘明允。《辨奸论》莫之过’。”

当时汀州府有一个长达三百年的屯赋难题。明代以来实行屯户制度，汀州军士参与镇压赣南“周三之乱”获赏的田地在江西信丰，因路途遥远，军户不能弃家就屯，就租给当地屯户种植。由于路途遥远、凭据缺失、收成丰歉、双重盘剥等诸多原因，长期困扰两地政府和百姓。黎士弘“承父命走虔州”，以其智慧和诚恳，打动了江西抚都御史和赣州府守，随后屯赋改由信丰征收，抵汀州交纳岁银。从此，屯赋之患得以永除。

清顺治四年（1647年），黎士弘入国子监，游历北方，结交名士。户部侍郎周亮工聘请他讲学，江西名士徐世溥致信钱谦益说：“当世名士，唯有长汀黎愧曾与汉阳李文孙。”周亮工评价：“愧曾可独步文坛，李文孙恐难匹敌。”

康熙元年(1662年)，黎士弘担任广信府（今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推官，主管司法。当时的广信十三县积案如山，牢狱人满为患，百姓怨声载道。他到任第一天，就命人将所有未结案件搬来，连夜审阅。民国《福建通志》载：“抵任，受十三郡狱牍。”

其中一桩案件格外引人注目：铅山县民张三被控杀害妻子，已判死刑，秋后问斩。案卷记载，张三妻子暴毙，邻居指证曾听见夫妻争吵，并在张家后院挖出带血凶器。张三虽一直喊冤，但因无人作证，终被定罪。

黎士弘细看验尸文书，发现蹊跷：“死者颈部有勒痕，但凶器却是菜刀？”他立即重审此案，亲自查验尸体，发现死者实为窒息而亡。再提审张三，这个蓬头垢面的汉子跪地哭诉：“小人那日在外做工，回家发现妻子已死，根本不知发生何事！”

经过调查，黎士弘发现：李财主指使家丁勒死张妻，又嫁祸张三，还买通衙役将凶器埋入张家后院。次日升堂，黎士弘突然传唤李财主。李财主起初矢口否认，直到黎士弘出示从李府马槽下搜出的带血麻绳、丫鬟血衣和家丁供词，才瘫软认罪。张三当庭释放，卸枷时，以头抢地，哭喊：“青天大老爷！”

《清史稿》中还记载了黎士弘裁定的一起婚姻案件。甲乙两方本来是邻居，甲方伪造婚书，告乙方悔婚。黎士弘先问媒人：“乙方得到甲方的聘礼有多少？行聘时有什么客人在场？”媒人一下子被问住了。黎士弘又将婚书卷轴剖开来看，竹子还是青的，便质问甲方说：“你说两家订婚已经三年，但婚书卷轴还是青的，这难道不是告状前临时伪造的吗？”甲方于是认罪。

黎士弘在任六载，决狱七百余，脱无辜者众，吏民畏服。《清史稿·黎士弘传》载：“脱无罪数百人，时为语曰：‘遇黎则生’”。他创下连续三月无新案入狱的纪录，真正做到了“刑措不用”。至今江西上饶仍有民谣：“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除非遇见黎青天！”康熙《广信府志》“风俗篇”收录了完整的谚语：“衙门朝南八字开，有钱无理莫进来，唯有黎公堂前过，铁锁锒铛自己开。”

广信府玉山县，地处赣浙闽三省交界，信江上游，自古就是“八省通衢”的交通要道。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就盛赞玉山“为江右门户”。这里曾经商旅往来频繁，市集繁荣，在鼎盛时期，城内商铺林立，码头舟楫云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明末清初的战乱让这座“江右望县”一度沦为废墟。

民国《福建通志》载：“广信属邑玉山，兵燹之后，人民迁徙，田地荒芜，课赋亏逋，邑令迁徙如传舍。”当时玉山县令频繁更换，无人长期治理。总督张朝璘说：“如果不赶紧安抚百姓，他们就会像鸟兽一样逃散。”张朝璘与巡抚董卫国联名上疏，特请黎士弘专任玉山知县。

康熙三年（1664年），黎士弘到任。当时的景象让他震惊。“时城中草深三尺，居民纔三十二家。”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县衙早已坍塌，历任县令像住客栈一样，来了就走，无人真正治理，积压了众多案件。而田地荒芜，百姓逃亡，朝廷的税赋根本收不上来。

面对这样的情景，黎士弘没有退缩，他搭了一间勉强遮风挡雨的简陋小屋，作为临时住所，决心重建玉山。“遂筑室斗大，粗避风雨。”

他亲自带人丈量荒地，重新划分农田，并制定合理的赋税标准，避免盘剥百姓。黎士弘自掏腰包提供耕牛、种子，开垦了200余顷（约2万亩）荒地，招募了2000余流民。还派人四处张贴告示，承诺：凡是开垦的荒地，官府发放地契，世代归其所有。这一政策吸引了更多流民回归，甚至邻县的百姓也纷纷迁来。“隔属者无不闻风踵至”。同时，组织百姓挖沟修渠，解决灌溉问题，确保农田能正常耕种。在他的带领下，衙门修葺一新，官府正常运转起来了，百姓有处申冤。他还组织建立了学堂，重振文教，培养人才；设立兵营，保障治安，防止匪患。

“经年竣事。”玉山县恢复了生机，人口从32户恢复到上千户，街市重现繁华；荒田变良田，粮食产量恢复，百姓不再挨饿；商人重回玉山，集市再现繁华。

黎士弘并未止步于此。他“复集七邑诸生，分题课艺”，定期召集七县学子，布置题目考核他们的才艺。闲暇时还带他们游览一杯亭等名胜，“流览江山，徵齐问难”，与学子共同探讨学问疑难。通过一系列措施，振兴地方文风。

任期满后，他因清廉能干，获朝廷嘉奖。但突然接到裁撤官职、等候补缺的命令，七县百姓听闻后震惊哭泣。离任那天，全郡上万人带着酒食、依依不舍为他送别。

民国版《福建通志》关于黎士弘的记载

成语“政清狱简”，源于《清史稿·黎士弘传》：“裁缺，改授永新知县，政清狱简，与民休息。”康熙七年(1668年)，黎士弘改任江西省吉安府永新县令。永新崇山峻岭、交通阻塞、百姓困苦，“素称难治”。

赴任后，他既不急着升堂问案，也不急着颁布新令，而是换上便服，带着一名老衙役，走遍永新的乡野村落，访贫问苦，倾听民声。然后黎士弘首先革除了“火耗”陋规（征税时以弥补损耗为名多收的部分），征收赋税严格遵循“由单”制度（明代创立的赋税通知单），彻底清除以往各种弊端。

黎士弘还了解到原先催缴粮税时，按惯例有“认保”（担保人）、“早快”（催税差役）等职位，这些人往往钻营充任，常规勒索达数十两银子。因为杂费太多，反而耽误了正税的缴纳。黎士弘改令纳税户自己寻找担保人，废除差役钻营充任的做法，不用刑讯催逼，却能提前完成税收任务。

当时永新县的军屯（军队屯田）管理混乱，导致军户逃亡、田地荒芜，百姓被迫替军户补缴赋税，苦不堪言。黎士弘从己酉年（1669年）开始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清查，将屯粮纳入地方里甲系统，确定运丁名单，实行五年轮换制。同时编印《编审屯册》，作为永久规范。通过一系列政策，彻底改革了混乱的军屯制度。

永新县牢狱常年人满为患，许多囚犯只是因欠税或小纠纷被关押。黎士弘翻阅案卷，发现不少案件根本无需判刑，便一一复核，释放无辜者。半年后，永新县狱中囚犯竟只剩寥寥数人，衙役无事可做，百姓诉讼大减。

《清史稿·黎士弘传》载有“智拿左梅伯”的故事。有个县衙叫左梅伯，纠集强盗去自家叔叔家抢劫杀人。强盗被抓，梅伯却跑了。黎士弘到任后，暗查到梅伯藏身于一个权势官家。叔叔的妻子来哭诉，黎士弘佯装推诿道:“这是以前的案子，我的前任没能了结，我怎么办得了呢?”几个月后梅伯回来，叔叔的妻子又来哭诉，黎士弘仍置之不理。梅伯就露脸出来接收叔叔的遗产了。叔叔的妻子在公堂上号哭道:“老爷号称廉明，如今宽赦杀人犯的罪，又听任他占夺寡妇的田户，怎么称得上廉明？”黎士弘佯装大怒，在案卷上批道:“只问他抢夺田产之罪，不问他杀人之罪。”梅伯更加得意，来到县衙辩讼。黎士弘笑着对他说:“我已等你三年了!”在案卷上又批道:“只问杀人之罪，不问抢田户之罪。”梅伯于是被处死。 

《永新县志》载：黎士弘任江西省永新县令时，相传山中老虎猖獗。为杜绝虎患，他写好《讨虎檄文》，并亲自查访老虎踪迹，消除虎患。

当时邻县吉水，地广赋重，调他去任知县。永新百姓堵塞城门挽留，千人徒步到省城请愿，拦轿哭诉，最终上级收回了调令。康熙十年（1671年），官员考核时，两江总督麻勒吉致信巡抚，称其考核“卓异”（最高政绩评级），“必得如黎承新者方为不愧。”

任职三年，他廉洁奉公，杜绝行受贿，从未接受任何馈赠宴请，人称“黎青天”。离任时，永新百姓送“黎青天”匾，并立“去思碑”纪念。后任县令张士奇《展黎公祠》诗赞云：“冰鉴输人鉴，前贤是后师。昌期凡九令，不朽独公奇。”

黎士弘在永新，还做了一件流芳百世的德政大好事，就是公判沉滩江水的千年沉案。正是这一政绩，使他在永新南塘一带，至今人们还将他当作神明一样奉祀。

沉滩江口，是南乡万年山水系在水口村分流处。沉滩江水在此分为三道溪流，其中两条流向十三社(今13个行政村)，另一条流向南塘四村。历史上，十三社与南塘为争沉滩江水濯溉农田，常常发生械斗，甚至陈尸江口。千百年来，双方诉讼不断，历任官员束手无策。这场百年恩怨的主要症结是上游陈村截水，下游吴村田地干涸；若强令均分，旱季仍不敷使用。

黎士弘了解到这桩恩怨后，亲赴河道勘察调查。经过勘测，他发现南塘下游地势更高，需蓄夜水润田；而上游地势较低，白天用水即够。之后，黎士弘作了判决，白天两村共用（“平流”）；夜间水归下游吴村（“独管”）；执行：铸“分水铁斛”（今藏永新博物馆），刻《均水碑》立于江畔。

300多年来，灌区农民始终遵循这一判决，没有再发生过用水争斗。百姓感念其德，黎士弘离任后，为他建了生祠，刻上石碑。他去世后，民间更是奉为神明，雕上塑像，尊称为“五涧水神老爷”。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春，永新县百姓向朝廷联名请愿，为原知县黎士弘敕封神号。三百多页的宣纸上，密密麻麻按着永新百姓的血指印。三月，江西巡抚向朝廷奏请敕封。同年重阳节，钦差携圣旨抵永新，原任永新知县黎士弘着封为“五涧水神”，秩比县城隍，岁春秋二祭。道光《永新县志·祀典志》载：“五涧水神庙，在城东三里。乾隆二十八年奉旨敕建，祀康熙间邑令黎士弘。士弘善分水法，祷雨有应，民立祠以祀。至是敕封‘五涧水神’，岁以春秋仲月致祭。”

此后，每年农历十二月十四至十六日，永新民间都要举行恭迎“五涧水神老爷”大型民俗活动。2006年5月，由永新迎“五涧水神老爷”民俗活动演变而来的永新盾牌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永新盾牌舞

康熙十年（1671年），黎士弘以“廉卓第一”被提拔为陕西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同知，古代尊称为司马。当时其母亲年迈，黎士弘有意辞官归养。但上级官员集资劝他赴任。次年春赴陕西任职。

甘州历来为军事重镇，当地少数民族时常袭扰。驻军密集，但军需供应时常匮乏。他到任后立刻整顿卫所军纪，协调军民关系，按时足额发放军饷，避免冲突。他上奏抚军，免除旧人丁税，宽赋省徭，严而不苛，深得百姓爱戴。任职不到两年，使河西走廊二千余里政绩卓著。陕甘总督哈占、巡抚华善再次以“廉卓”评价他，并上奏朝廷。不久，被提升为江南常州知府。

清末文学家徐珂汇编的《清稗类钞》，记载了黎士弘任甘州司马时“笑杀两家刘备”的故事：清康熙十年，甘州举办迎神会。各乡把供奉的蜀帝刘备像抬出庙求安祈福。两个乡的迎神队伍因为争路打得鼻青脸肿。官司打到黎士弘那里。看到状子上写着“彼家刘备，欺我家刘备”，黎士弘忍不住乐了，即提笔批了一首《洛阳春》词：“笑煞两家刘备，空争闲气，一身且自不相容，还要桃园结义？多是小人生事，有何关系？轻轻十板各归家，还算县官省事。”黎士弘一碗水端平，各打了十大板后，各家抬着自己的“刘备”回去了。黎氏司马诙谐幽默的断案趣事在甘州传为佳话。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起兵造反，边陲震惊。陕西受叛军威胁，经略使莫洛与总督、巡抚商议后，因黎士弘在西北威望极高，“才望素著，久为西人悦服”，联名上奏，破格提拔他为洮岷道（今甘肃临洮县、岷县）副使，主管军政。赴任途中因叛军占据要道，暂代甘山道（甘肃、陕西交界处）职务。此时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变，临洮、巩昌等府沦陷，兰州被攻占，西北局势危急。黎士弘临危不乱，为将领出谋划策，奏请张勇为将军，节制诸镇。为保证军粮充足，他带头捐粮数百石、草料数万束，积极动员当地官绅捐助。同时安抚城内百姓和边疆少数民族，未引发骚乱便筹足军粮。他白天忙军事，晚上处理繁杂的日常刑狱事务。“在边八载，名著西陲”。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夏营将叛杀提帅，镇城危急。他受命镇守宁夏，并采取严防守、安反侧策略，请求免除百姓拖欠的7.5万石租税，逐渐稳定人心，为平叛奠定基础。康熙十六年（1677年），叛乱彻底平定，论功行赏，黎士弘官升三品，提为陕西布政司参政。

黎士弘一生宦海沉浮，始终秉持儒家仁政思想，在边疆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严以治吏，宽以待民”的施政理念。这种仁恕之道，在他治理甘州期间体现得尤为深刻。

陕西甘州素来贫瘠，驻军云集，粮饷匮乏，官吏常克扣军粮，兵民矛盾尖锐。黎士弘到任后，立即整顿军纪，亲自监督粮饷发放。同时，他减免苛捐杂税，允许边民以物抵税，百姓感激涕零，称他为“黎青天”。 

甘州有一项沿袭三百年的弊政——明代藩王的“王丁税”。明朝灭亡后，王府早已不复存在，但官府仍向百姓强征这笔莫须有的税银，导致民不聊生。黎士弘得知后，认为“此乃苛政，必须废除！”他连夜起草奏疏，上书甘肃巡抚，痛陈百姓之苦。巡抚被他的赤诚打动，最终奏请朝廷豁免此税。消息传来，甘州百姓欢呼雀跃，自发在衙门前立碑纪念，“岁时及初度之日，四民拜于碑下，常万人。”  

吴三桂叛乱，西北震动。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叛军，攻陷兰州，甘州危在旦夕。黎士弘协助清军平叛。收复兰州后，他兼任按察使。白天参与军事谋划，夜晚审理案件。当时许多官员主张严惩所有“从逆者”，但他力排众议，主张乱世之中，百姓多为胁迫，不能一概而论。他仔细区分谁是主谋（首乱），谁是被迫胁从，依情节轻重处置。因他的公正审理，保全了无数官员和百姓的性命。这种乱世中的仁恕之举，不仅安抚了民心，更为战后重建奠定了基础。

晚年致仕归乡，黎士弘仍心系百姓。当时，福建漳州爆发战事，官府欲从长汀强征八千石军粮。长汀百姓闻讯惊恐，已届古稀的黎士弘挺身而出：“战事虽急，但百姓何辜？”他连夜上书，陈述民间疾苦，最终使朝廷收回成命。长汀百姓感念其恩，尊称他为“黎公”，其事迹世代传颂。 

三国时期才女辛宪英有句名言：“军旅之间可以济者，惟仁与恕。”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战争和动荡的局势中，唯有仁爱和宽恕才能化解矛盾、安定人心。黎士弘一生，“严以治吏，宽以待民”，在乱世中坚守仁恕之道。他认为，无论是为官还是处世，都应秉持仁心，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回乡后，他将自己的书稿整理复印，并将文集命名为《仁恕堂笔记》，这既是对自己为官生涯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劝诫。

福建黎姓名人，以“三清”最负盛名，“三清”即黎士弘及其弟弟黎士毅、儿子黎致远三人。黎士毅、黎士弘兄弟俩名字同源于《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意为志向远大；毅，意为坚韧不拔。黎士弘的字“愧曾”，即愧于（不如）曾子之意，表明他以曾子为榜样，但又自谦未能达到圣贤的标准，故以“愧”字自勉。他们的命名反映了黎氏家族对儒家道德的尊崇。黎家世代书香，父亲黎有纶重视教育，亲自教导子侄读书，三兄弟均以文才闻名。黎士弘晚年隐居长汀，仍关心民瘼，著书教子，常告诫子孙“毋傲辟，毋肆怠。毋妄交游，毋与外事。多识前言往行，求为乡里间善人。”

黎士毅，字道存，顺治乙未年（1655年），“以拔贡入京试第一”，曾任南昌知县、安徽寿州知州。在南昌任职时，黎士毅发现当地赋税存在“溢额”问题（即官府虚报田亩数，加重百姓负担）。他毅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最终获得批准，百姓感激不已。后来，他又率兵剿灭山贼彭酋，保障地方安宁。重修滕王阁，辑《豫章诗徵》十二卷。调任寿州知州后，黎士毅见民生凋敝，便自掏腰包设“劝农宴”。席间，他亲自为老农斟酒，请教耕作之法。又命人将《耕织图》刻于衙署照壁，供百姓学习。三年后，寿州粮仓充盈，百姓为他立“德政碑”。黎士毅的为官风格深受黎士弘影响，面对豪强欺压百姓，从不畏惧，依法严惩，拒绝贿赂，清正廉洁。他勤政爱民，鼓励农耕，减轻赋税，使地方经济迅速恢复。他还在寿州兴办书院，培养人才，延续了黎氏家族“诗书传家”的传统。“人比之杨震、赵汴云。”著有《宝穑堂诗集》。

黎致远（1675—1731年）是黎士弘的儿子，字宁先，康熙年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与吏部侍郎。他继承父训，铁面无私、执法严谨，为官20余载，未置半亩田地，人称“黑老包再世”“铁面侍郎”。雍正初年，年羹尧权势熏天，满朝无人敢言其非。黎致远却秘密上奏，建议抑制其权势。雍正公开称赞：“此人见识非凡，年羹尧盛时，唯他敢言！”雍正高度评价他：“朕有五个黎侍郎，何愁天下不治！”他还擅长诗词，公务之余常寄情山水。长汀百岁诗翁邹子彬的《汀州史话》收录了黎致远两首诗。其一是《有感》：“城上团圆月，人事俄是非。宦途遽得失，夙怀经世心。”为官正直的他，广有德政、勤政爱民、嫉恶如仇，故有“宦途遽得失”的感慨与警觉。然而，不管官场如何艰险，他仍怀抱“夙怀经世心”的济世理想。他五十六岁在任上去世时，“囊橐肃然，无百金之蓄。”下属和士民资助丧事归乡。

黎士弘、黎士毅、黎致远三人为官，皆以清廉著称，三人生卒年跨度113年，累计为官60余载，却“无宅无田”。黎士弘辞官归田后，历时六年才建成住所溉本堂；黎致远去世时“仅余俸银三十两，书籍十二箱”。

黎士弘亲笔手书木质对联匾

 从《论语》的“弘毅”精神，到黎士弘的“愧曾”自勉，再到黎致远的“夙怀经世心”，黎氏家风一脉相承，成为后世典范。2009年，在黎氏旧居发现两块康熙年间的木质对联匾，正面是黎士弘亲笔手书的：“从来家训传颜氏，老去诗篇爱放翁。”另一副是：“若不读书何从度日，唯有养智以奉高年。”意思是最愿意传承的是颜氏家训，最喜爱阅读的是陆游陆放翁的爱国诗篇。落款是“愧曾识”。

（执笔：中共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王英  陈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