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之一：寒门励志展宏图

1910年5月22日，王源兴出生于龙岩县大洋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祖父因贫38岁才娶亲；父亲13岁当雇工，受尽欺凌；母亲是童养媳，喝苦水长大的。尽管生活贫困，父亲王涌深还是咬牙凑钱把学龄期的王源兴送进了学堂。在学堂里，王源兴受进步师生的影响，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并以优异成绩考取省立龙岩第九中学。但因家贫无力升学，14岁的王源兴只能含泪辍学，到漳州金记栈店号当学徒，扫地、挑水、带孩子，吃尽了苦头却得不到温饱，还受尽老板的欺凌。1926年4月，年仅16岁的王源兴远渡重洋，赴新加坡谋生，在码头干过苦力、做过小贩、当过三轮车夫等。他后来又到印尼做工，一路颠沛流离、忍饥挨饿，终于病倒了。1927年，王源兴回国养病，其间，和本乡陈陂村的贫家女翁雪花完婚。

1910年5月22日，王源兴出生于龙岩县大洋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图为大洋村王源兴故居

1928年，王源兴第二次远渡重洋，重返印尼后又辗转多地，于1931年，在郑日晖（龙岩红坊人，建国后曾任龙岩县副县长）的指引下，南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埠，在一家公司任经理。次年，他与人合资开设恒丰公司并出任经理，开始他传奇的创业历程。王源兴以诚信立世，目光远大、事必躬亲且又待人宽厚，颇有儒商之风。他做的胡椒、粮油生意在巨港迅速发展，并在占碑、楠榜等地设立分号。事业迅猛发展的同时，王源兴还热心公益，在当地华侨界建立了良好口碑，被推选为巨港中华总商会会董。

1942年2月，巨港沦陷，身为巨港抗日华侨领袖的王源兴遭到日寇追捕，辛苦打拼出来并已壮大的产业在一夕之间被日寇没收。王源兴不得不挈妇将雏逃亡到偏僻至极的山芭朱鹿镇，以开荒种地维持生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源兴回到巨港，恢复旧业，受到广大华侨的爱戴，当选为巨港华侨总会主席。随后，王源兴的事业蒸蒸日上，不但恢复了恒丰公司总部和各地分号，还在新加坡建立办事处，将恒丰转口贸易的重点迁移到新加坡。不幸的是，荷兰人重新占领巨港，王源兴在巨港的产业再次毁于炮火之中，恒丰公司总部被夷为平地。心痛愤恨之余，他毅然把恒丰总部迁到新加坡，追随陈嘉庚先生，入驻“怡和轩”俱乐部，并迅速展开业务。很快，恒丰公司的转口贸易遍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声誉日盛，使王源兴在短短5年时间积攒了几百万元的财富，在南洋商界书写了一段传奇。

故事之二：“一生一世，乃见交情”

1926年春，王源兴只身到新加坡谋生，当过码头工人、三轮车夫、小贩、店员。后来，王源兴自荐上书华侨领袖陈嘉庚，得到陈嘉庚赏识，在他旗下的橡胶厂当“财库”(即会计)。从此，王源兴的人生与爱国领袖陈嘉庚紧密相连，陈嘉庚成为他一生追随的楷模，两人在时代洪流中一齐为家国命运拼搏奋进。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嘉庚为支援祖国抗战，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王源兴出席成立大会，当选为巨港分会副主席，带头募捐。陈嘉庚高度肯定王源兴，认为“他在巨港筹赈会募集的经费最多，支援祖国抗战作出大贡献。”两人在抗日救亡的道路上并肩作战，怀着对祖国的深厚热爱和坚定信念，用实际行动诠释爱国情怀，成为南洋华侨的榜样。

陈嘉庚于1946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最具影响力的进步报纸《南侨日报》，王源兴鼎力支持，先后投资6万元入股，是继陈嘉庚董事长之后的第二位出资人。他担任副董事长，先后聘请知名人士胡愈之、夏衍任主编。王源兴还出资支持《摩西河半月刊》等进步报刊，成为陈嘉庚身旁最重要的爱国领袖与核心人物之一。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电邀回国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王源兴临危受命为代董事长，与洪丝丝主编一起坚持进步办报方向，并持之以恒为《南侨日报》倾注大量资金。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南侨日报》被英国殖民当局查封。在办报过程中，陈嘉庚与王源兴两人为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在困难面前相互支持，友情愈发深厚。

1951年，王源兴回国考察。在北京，王源兴见到了他积极追随的陈嘉庚。交谈时，陈嘉庚对他说：“源兴，新中国成立了，百业待兴，你钱还没赚够吗？不要回去了，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报效国家。”考察团返抵广州后，王源兴作出决定，将海外资金全部撤回用来投资祖国建设。随后他在广东创立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成为新中国“三资”企业的先驱者。

1954年，王源兴（左六）和侨领们到北京站迎接陈嘉庚先生（左七）

1956年9月，陈嘉庚倡议创办厦门华侨博物院，王源兴积极响应、参加捐资。

1956年10月，陈嘉庚先生担任第一届全国侨联主席，不顾年事已高，为国家建设事业和教育事业奔波，以致病倒。已是全国侨联驻会副主席的王源兴常常去看望他，并向他汇报全国侨联的工作。病中的陈嘉庚常常出现疲乏感，会闭眼养神。一次，王源兴向他汇报工作中这种现象又出现了，王源兴停顿下来。陈嘉庚突然睁开眼睛说：源兴，我俩有缘份。《南侨日报》你是我的代董事长，全国侨联工作，我是依托你这位驻会副主席。我比你大了36岁，我死以后，要葬在集美，你会送我回家吧，你也可以由鹰厦线坐火车回龙岩去看看，我已经跟毛主席、周总理建议，还要从龙岩把铁路继续修到赣州、梅县去。这番肺腑之言，尽显两人之间深厚情谊与高度信任，他们的友谊早已超越年龄和身份，由共同奋斗的理想紧密连接。

1961年8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侨联主席陈嘉庚在北京逝世，王源兴是治丧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华侨爱国的好榜样——悼陈嘉庚先生》中写到：“饮水思源，对于这位引路人的永别，怎由我不深切哀悼呢！”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后，中央委派王源兴和全国侨联的其他几位负责人，与陈嘉庚先生的次子陈厥祥、八子陈国怀和亲属随专列护灵南归，送陈嘉庚先生归葬故土鳌园，并担任“陈嘉庚纪念堂建设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主席闻讯，挥笔写下“一生一世，乃见交情”来形容王源兴和陈嘉庚之间的友情。王源兴与陈嘉庚的友情在岁月中熠熠生辉，成为后人敬仰和学习的典范。

故事之三：支持进步事业

王源兴就读开明小学时，结识王采芝、郭滴人（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林海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贸部代部长）等进步师生，接受新文化，树立爱国意识。在漳州当学徒时，王源兴结识店员工友也是《岩声》撰稿人曹菊如（龙岩红坊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受到革命救国思想熏陶，帮助散发、转运《岩声》。

1915年，王源兴加入开明小学学习，与郭滴人、马宁为前后届同学。图为开明小学

1942年2月日寇入侵巨港，王源兴因参与抗日救国活动，财产全部被日寇没收、冻结，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他只好改名换姓从玛鲁亚辗转逃亡到苏岛西南的朱鹿镇。王源兴一家9口人靠种地、养鸡以及妻子做糕点再由年少的女儿们提篮叫卖维持生计，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

王源兴避居山芭朱鹿镇期间，得知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巴人)等进步文人避难于附近的石叻班让岛，随即登岛看望并给予经济资助。他帮助化名为赵廉的郁达夫创设“赵豫记酒厂”，由此保护了高云览、邵宗汉、杨骚、汪金丁、王纪元等一大批避难的进步文人。

接济救助我国避难的进步文人是王源兴支持进步文化的有力佐证，自接触新文化以来，王源兴便始终是进步文化的坚定支持者。

1945年10月，王源兴结束流亡，回到巨港。当时巨港社团正在组织华侨总会，王源兴被选为总会主席，他积极投身社会工作，支持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反对英国、荷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1946年12月25日，王源兴迁居新加坡，并于次年创建恒丰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先后在雅加达、南榜、巨港、占碑等地建立联号，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进步文化教育事业，参与创办新加坡《南侨日报》，任副董事长、代董事长（董事长陈嘉庚、社长胡愈之）；投资创办东棉兰《民主日报》，资助新华社新加坡分社及其出版的《新华周刊》；资助雅加达《生活报》、香港《华商报》等进步报刊；1950年参与创办南星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经营新中国的电影和书刊，在文化战线上与反动势力激烈交锋。

1951年，毛主席在接见华侨工商业回国考察团时，频频询问海外华侨情形及《南侨日报》被查封的经过，赞扬“《南侨日报》的方向是对的”。

故事之四：烽火岁月铸忠诚

自获得经济地位起，王源兴便将爱国事业视为毕生使命，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还是百废待兴的战后时期，始终初心不改。

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王源兴当选为巨港筹赈分会副主席。他为筹赈事业到处奔波，带头几乎把利润的一半都捐献出来；还通过组织义演、义卖等活动，深入发动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夫人翁雪花在华侨眷属中串连，捐出了金镯子、金项链等。当得知老友曹菊如、林海云及同乡邓子恢在延安和江南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王源兴心急如焚。他积极联络南侨总会，巧妙打通物资输送通道，使募集的款项、药品、医疗器械，跨越千山万水，经香港廖承志办事处和宋庆龄福利会，精准送达抗战将士手中。陈嘉庚对其义举赞不绝口：“他在巨港筹赈会募集的经费最多，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大贡献！”这个赞誉，是对王源兴无私奉献最有力的肯定。

1950年，他牵头创办南星公司，专营新中国电影和书刊，让中华文化在印尼生根发芽。

新中国成立后，王源兴途经雅加达，拜访战时患难之交王任叔大使，见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寄寓在一家旅馆的套房里，立即出资90万印尼盾购买一栋6000平方米花园楼房供大使馆使用，充分表明王源兴海外游子的赤子情怀。1955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由中国银行购回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产业，当时该地产已升值为700万印尼盾。王源兴推脱不得，只愿收回原价，折合成人民币十余万元，他当即捐献给在建的华侨学校充当建校基金。

1951年3月，王源兴与黄洁、薛两清、李祝朝、施子卿等侨商组成华侨工商业回国考察团回国考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在北京与廖承志会见时，王源兴慷慨表示：“我等华侨界也应作出贡献。”随即通过中侨委，捐献苏制米格15战斗机一架（折款15亿元，旧币）。

王源兴在北京与曹菊如、林海云等老乡一起聚会的时候，听了龙岩县委书记、县长吴潮芳介绍龙岩县百姓为抗美援朝踊跃捐款捐物，捐献入库12.79亿元（旧币），距离独自捐献一架龙岩号战斗机的数字不远的介绍。王源兴听得热血沸腾，动情地说：“家乡人民的精神，感天动地。源兴多年在海外，愧无贡献，愿捐献2亿元（旧币），以助其成”。

1952年9月，身为全国侨联副主席的王源兴，代表海外华侨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深入战地慰问中朝军民，甚至登上上甘岭阵地后的瞭望所观战。

从烽火岁月里的倾家救国，到和平年代的文化守护与慷慨捐赠，王源兴用一生书写了华侨对祖国最深沉的眷恋。

故事之五：实业报国赤子心

祖国需要建设，祖国需要华侨，祖国在召唤。1951年，王源兴和好友黄洁（又名黄赐麒）率领由薛两清、李祝朝、施子卿等组成的华侨工商业考察团回国，目的是参观考察了解国内各方面的情况，确定投资地点和项目。考察团先后在广州、武汉与叶剑英、邓子恢会见；到达北京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中侨委主任何香凝亲自到中央轻工业部招待所看望。考察团经过3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和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在广州投资。在投资方向上，王源兴认为：“国家的振兴，要有自己民族的工业，我们的资金应该重点投入工业，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尽一份力量。”

1951年3月，王源兴率新加坡华侨工业考察团回国考察，成员有黄洁、薛两清、李祝朝、施子卿等。图为考察团一行

随后，王源兴将海外资金全部携回祖国投资建设，是“把新加坡百分之百的家产搬回祖国投资”的唯一人。王源兴与黄洁共同创立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简称“华建”），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和侨资企业。王源兴任“华建”副董事长，兼任广州市侨务局副局长，被称为新中国“三资”企业的先驱者，全力创办“华建”旗下的麻袋厂、糖厂、造纸厂、水泥厂等当时国计民生急需的众多工厂。王源兴认为“中国要富强，需要全民艰苦奋斗，需要引进资金、技术，才能尽快兴旺发达”“建国之初，我们回来投资，为国家做了贡献”（摘自王源兴遗嘱）。

1956年，全国工商业全面公私合营，“华建”与“华企”合并组建国家经营的侨资信托企业——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除了捐献，王源兴带回的资金几乎都投入广东华侨投资公司，部分投入福建华侨投资公司，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一生服膺陈嘉庚先生的信条：“钱那么多有什么用，要用于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业”。

故事之六：倾力建设广州华侨新村

1951年，王源兴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完成使命后返回北京，中侨委主任廖承志邀请他留京小住数日。廖承志拿出《便利华侨建筑房屋与兴办公益事》的文稿给他看。祖国的召唤与相关的政策，令王源兴萌生并坚定了在广州建设华侨新村、华侨小学的想法和信心。

回广州后，王源兴在广州市第一次人大会议上，联络华侨代表，提出筹建华侨新村及华侨小学的议案，获得通过，被列为大会决议。随后组成华侨新村建设委员会，市长黄长水为主任，谢创、方君壮、王源兴为副主任，具体工作由时任广州市侨务局副局长的王源兴负责。王源兴不仅带头捐款十万零五千元，以他的影响力筹款，还亲力亲为投身具体建设。从选址的落实直至奠基后，他几乎天天出现在工地上，察看下基、斜坡面……一旦发现问题，即予以指导改进。

华侨新村于1955年破土动工，历时11年，到1966年全部落成，其中花园式独立庭园结构177幢、四层高公寓式结构391个单元。同时新村有公共运动场、大会堂、俱乐部、图书馆、银行、医院、职工公共宿舍和华侨小学等公共建筑。何香凝称赞华侨新村是“归侨侨眷的幸福乐园”。

许多归国华侨高兴地住进了华侨新村，但是王源兴仍然住在老房子里不搬。面对华侨们的疑惑，王源兴回答：“政府优惠归侨，每平方米征地费只收5元，一套200平方米的单家独院房子，造价不过一万多元，真是价廉物美了。新村虽也还有几套房子，还是留着给归侨吧！”直到离开广州，王源兴夫妇和部分子女一直住在刚回国时安顿的老房子里。

故事之七：侨务耕耘

回国后，王源兴受命为广州侨务局局长，任广州华侨新村建设委员会主任，积极参与筹建广州华侨新村、创办广州华侨小学。随后，王源兴担任广东省侨委副主任，兼任福建省侨委委员、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1959年，王源兴奉调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兼侨联主席、全国侨联驻会副主席、华侨大学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协助陈嘉庚主席处理全国侨联日常工作，多次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

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局势生变，出现大规模反华排华活动，众多华侨受到迫害，他们纷纷回国。“接侨”、安置归难侨是当时最棘手的侨务难题。国务院发布关于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在中侨委廖承志的直接领导下，王源兴全力投入，协同廖承志、方方领导接侨工作。当国务院决定通过建华侨农场安顿难侨的时候，他依据当年赴朝慰问团在湛江、海口宣讲考察的情况，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在那里建设华侨农场。随后，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王源兴随方方到海南岛参与筹划兴隆华侨农场的建设，并到深圳河畔考察拟建的光明华侨农场荒地。随着难侨越涌越多，国家在广东省（含海南岛）建了29个华侨农场，福建、广西、云南也兴建了一大批华侨农场，安顿难侨，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子女教育问题。他通过当年在海外的朋友和渠道，积极联系引种橡胶、咖啡、可可、胡椒等作物，解决农场急需的种子、幼苗问题。又取得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和商界朋友的帮助，引进珍贵的油棕品种。

当国家派出接侨的轮船抵达湛江港时，王源兴冒着酷暑，率先登上轮船，向难侨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宣讲了政府安置难侨的政策。在接侨的空隙，王源兴风尘仆仆地赶往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和深圳、广西等地华侨农场，看望安置农场的难侨的生活状况。此时王源兴正当50岁的盛年，头脑机敏，精力充沛，做事果断。他协助廖承志、方方有时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在没日没夜的连续工作中，他过于疲劳了，就在礼堂上向难侨发表讲话时，他的心脏病突然爆发。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指令，派专机送回广州医院治疗。

“文革”中，身为驻会的全国侨联副主席王源兴也受到了冲击，中侨委主任廖承志被打倒，侨务机构涣散，归侨和侨眷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王源兴仍独立出来支撑全国侨联的活动，代表祖国接待李光前、孙炳炎、王宽诚、何贤、马万祺、陈共存、徐四民、陈灼瑞等侨领和港澳商界钜子。

故事之八：故里情深

王源兴归国后，事业和工作岗位虽然在广州和北京，但他对家乡也很关心，曾多次偕同夫人翁雪花女士带领子女回龙岩参谒祖居、祖墓，探亲访友。还先后陪同中侨委方方副主任到福建、广东侨区视察，与全国侨联庄明理副主席到龙岩等地考察。

王源兴本着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向福建华侨投资公司投入几十万元。并在北上之前的返乡之行中，向陈嘉庚倡立的华侨博物院捐献5万元，名列陈嘉庚之后；向廖承志任校长的华侨大学捐献5万元。向陈嘉庚纪念堂捐献5万元。

王源兴还向龙岩华侨中学（以妻子翁雪花的名义捐1.4万元）、大洋小学、西安小学和西山、陈陂幼儿园等各捐资数额不等，出资修建宝泰桥溪岸、兴建宝泰桥一座。(后被洪水冲垮)，对龙岩汉剧团、龙岩山歌剧团等文化单位也给予捐助。

从侨务工作的一线到家乡建设的热土，王源兴始终以无私的奉献精神，践行着对国家、对侨胞、对家乡的承诺。

故事之九：王源兴家族的爱国情怀

翁雪花出身乡下，19岁远赴巨港与王源兴团聚，虽文化程度不高，却聪慧明理、吃苦耐劳。她不仅悉心照料恒丰公司员工的饮食起居，还擅长烹饪烊鱼、食锦等龙岩家乡菜，每逢佳节或贵客到访，总能用一道道美味增添生活温情。

图为王源兴和夫人翁雪花在印尼巨港的合照

日寇南侵时，王源兴一家被迫离开巨港避难。为躲避敌人搜捕，王源兴隐居山芭与友人耕作，家庭重担全落在翁雪花肩上。她每日天没亮就制作各种特色糕点，让年幼的女儿们拿到市场售卖，以此维持一家9口人的生计。一次，王源兴为接济患难文化人，向翁雪花求助150盾。那150盾本是能补贴两年家用的巨款，可翁雪花二话不说，默默取出180盾交到丈夫手中。夫妻二人紧握的双手，饱含着共克时艰的深情与信任。翁雪花以坚韧和无私，与丈夫携手将子女培养成才。

1974年2月19日，王源兴因工作繁忙，不堪重荷，心脏病复发，在北京逝世。临终之际，他给儿女留下遗言：“祖国和家乡是永远的根，你们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没有留下遗产给你们，资金都投入国家建设，捐献社会，你们要独立生活，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