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建好长汀、宁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这是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殷殷嘱托。回想长征时，从福建到陕北，从松毛岭到宝塔山，漫漫长征路，在参加长征的8.6万主力红军中有八闽儿女近3万人，他们担负着前锋或后卫、政工或后勤、侦察或救护等特殊而繁重的任务，用勇敢与奉献谱写了一曲曲别样的英雄赞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福建籍红军仅剩2000余人，可以说，每一华里就有一位福建儿女长眠，可谓“一里一忠魂”。

绝命后卫  血洒湘江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会议旧址动情地说：“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名闽西子弟兵。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时间回溯到1934年11月，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抵达广西全州、兴安一线的湘江边，计划渡江进入湘西。此时，蒋介石已调集40万大军，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军团主力率先渡过湘江，分兵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铺一线的渡河点，并架设起浮桥。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纵队行军速度极为缓慢，直到12月1日才赶到湘江边的渡口，贻误了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

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在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被压到了绝境。生死存亡之际，数万红军将士奋不顾身，向着炮火而去，为了信仰而战，硬是撕开了敌人的防线，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国民党蒋介石因聚歼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纵队和中央主力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破灭，恼羞成怒，命令各路“追剿”大军调转头来，一起向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扑来，扬言“要挖地三尺，找出来予以歼灭”。

红三十四师前身是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七师成立于1933年3月，曾被当时的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称为“钢铁之师”。

12月2日，待红三十四师赶到湘江边时，所有渡口都已被敌人占领，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12月3日凌晨4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如于今三日夜经大塘圩从凤凰嘴渡河，由咸水、界首之间能赶到洛江圩，有可能归还主力。如已不可能赶上主力部队，就发展游击战争。于是，红三十四师沿湘江支流建江西下，准备在凤凰嘴抢渡湘江，却因浮桥被炸，无法过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

当天下午，红三十四师被桂军四十四师堵截。经多次冲锋，始终无法突破桂军阵地。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电台被炸，与中革军委的联络完全中断。师长陈树湘试图率部从兴安以南寻路西进，却再度遭到桂军层层阻击。

眼见渡江已不可能，陈树湘当机立断，率领部队准备沿着原道转至湘南打游击。此时，桂军再次发起猛烈攻击，红三十四师一边打一边向灌阳、道县一带转移。因地形不熟、敌我力量悬殊，红三十四师指战员们虽视死如归，英勇战斗，但仍几乎全军覆没。以福建子弟兵为主的红三十四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被阻隔在湘江东岸，成为“绝命后卫师”。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透过这句流传于桂北的民谣，仍能清晰回望湘江血战的血雨腥风，感受福建子弟兵的忠诚与悲壮。

开路先锋  闯关夺隘

福建子弟兵在长征途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用生命和鲜血为全军打开了胜利通道。长征路上的不少英雄团队和英雄个人，都有福建人的身影。

智取遵义展现了福建子弟兵的智慧和勇气。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政委的王集成，凭借着对敌情的敏锐洞察和对地形的巧妙利用，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案。他还亲自率领小分队深入虎穴、英勇作战，在智取遵义的战役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飞夺泸定桥展现了福建子弟兵的忠诚和无畏。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粉碎国民党军凭借大渡河消灭红军的企图，中革军委决定火速夺占泸定桥。英勇顽强的红四团在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短短20小时行军120公里，抢先赶到泸定桥下，一鼓作气夺下泸定桥。事后，毛泽东紧紧握住杨成武的手，赞扬道：“我们英勇的红四团已经完成了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继续北上开辟了道路。”

攻占天险腊子口展现了福建子弟兵的牺牲和奉献。腊子口自古就是甘川之咽喉，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被誉为“长征开路先锋”的红四团再次挑起重任。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红四团采取正面强攻与迂回包抄战术，以弱胜强，出奇制胜，一举占领天险腊子口，扫除了红军长征的最后一道障碍。杨成武后来回忆道：“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罪恶计划。”

后勤保障  英雄辈出

后勤保障是红军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福建子弟兵在长征的后勤保障战线上也尽心尽力，不仅要应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经受极端的自然条件和物资短缺的挑战。

红二师供给部部长兼作战后勤部部长赖际发，过草地时历经千辛万劳，让战士们的干粮袋装满青稞和野菜，自己却因劳累患肺病而吐血。中革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处长张元寿克服重重困难保障后勤补给，陈毅称他是“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

长征医疗卫生队伍中有200多名福建子弟兵，傅连暲、涂通今、叶青山等是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长征伊始，傅连暲把自己珍藏的所有医疗用品装进8口洋铁箱子里，跟随大部队出征。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扛过枪，在长征途中好几次命悬一线，但他始终坚持为红军战士治病疗伤。在药品和医生都极度缺乏的长征途中，傅连暲用各种“土办法”帮助不少伤病员坚持走到延安，从而获得了“红色华佗”的赞誉。涂通今在险象环生的长征路上，每到一地，他都要仔细检查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为战士们烧水，准备第二天的行军，常常是夜里最后一个躺下休息的人。

作为红三军团中的一员，罗元发英勇无畏、忠诚履职，保障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安全。李质忠和机要科的30多名同志在长征开始后，不畏艰难、团结奋战，保证了电台联系的畅通和密码电报的及时处理。

袁子钦、陈仁琪、童小鹏、陈明等在行军途中扎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郭化若、黄鹄显、罗舜初等活跃在参谋部门；曹菊如、曹根全等管理财政，沿路筹款；刘始明所在的工兵连遇山开路、逢水架桥，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侦察情报  屡建奇功

长征途中的情报工作对于红军的成功转移和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福建子弟兵凭借英勇无畏和智慧才能，确保情报工作的准确与及时，使红军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1934年9月，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拟定的“铁桶计划”，企图对中央苏区实施突然包围并逐步压缩，最终围歼红军。红色特工项与年为了将“铁桶计划”的情报送达中央苏区，不惜敲掉自己四颗门牙，装扮成乞丐，历经艰险突破重重封锁。正是这份情报，让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实施战略转移，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之路。

被誉为长征尖兵的刘忠，率领红一军团侦察队经常行动在全军的最前锋，想方设法为红军行动获取情报。1934年10月初，刘忠奉命率部渡过赣江，对信丰、南雄、南康、崇义一带进行侦察，查明敌兵力部署和碉堡工事构筑情况，并绘制略图报送军团首长。三军会师后，朱德表扬刘忠：“你的工作做得很周到、很细致，看来你的侦察科长当得不错呀！”

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的戴镜元，在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战役中，不断获取国民党军的最新动态，被毛泽东誉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蔡威，不仅白天要行军打仗，晚上还要随时发送电文或监听破译敌军密电，曾创下一天破译200多份国民党密电的纪录，使得红军在四渡赤水中能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1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在极其艰苦的长征环境中，他每天工作20个小时，因积劳成疾，在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前夕，长眠在甘肃岷县卓坪的黄土高坡，年仅29岁。

巾帼英豪  铁血丹心

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屈指可数的30名女战士中，福建籍的有3名——吴富莲、邓六金、谢小梅。她们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为红军长征谱写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

邓六金等女战士不但要背负沉重的行李，还要帮助抬担架、搀扶伤病员行进。艰苦的行军和繁重的工作，超过了她们所能承受的限度。邓六金抬着担架爬了一座雪山后，累得吐血，但她又强撑着身体继续行军。据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后来回忆说，邓六金同志是吃了苦头的。她在长征中抬担架的日子多，任劳任怨，牺牲一切，艰苦奋斗，是一位英勇的战士。

有一次，在江西、湖南交界处的一座山头上，干部休养连遭到敌人的攻击，队伍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福建姑娘吴富莲勇敢地独自承担“断后”任务。由于长途行军，极度的饥饿、疲劳使得吴富莲的身体一天天地垮下去。1935年4月下旬，红军行进到云南后，她终于病倒了，但她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在战友们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行进。一天傍晚，她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一头倒在稻草铺上，不时发出呻吟声。后来几位女红军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个梨，就是这个普通的梨，奇迹般地把吴富莲从死神身边又拉了回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吴富莲担任四方面军女子先锋团政委，带领全团女兵在河西走廊顽强抗敌近五个月，最终在一次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相比吴富莲、邓六金，谢小梅虽然未能走完长征全程，但她也历尽千辛万苦。长征出发时，谢小梅分娩才半个月，身体非常虚弱，但她很坚强，紧紧跟着部队，无论跋山涉水还是冲锋打仗，她都不落人后。在娄山关战斗中，她的丈夫罗明负了重伤，谢小梅不仅要照顾罗明，还要背负自己和罗明的行李，但她没有一句怨言。这种夫妻爱、战友情，在长征路上常被战友们称道。

历史的烟尘已经逐渐远去，但福建子弟兵创造的长征奇迹、书写的长征史诗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