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诚如近代以来客家人在历次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样，客家人在这场由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表现在：
　　一、客家人是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主体
　　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未30年代初，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之火点燃了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井冈山）、琼崖（今海南）、海陆丰、鄂南、左右江、浙西南等所有客家人居住的地区，无数的客家志士积极投身于苏维埃革命运动，他们斗志坚定，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成为苏区社会变动所依托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赣南、闽西为主组成的中央苏区，赖以构成苏区社会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客家人。据考证，中央苏区的人口，与中央苏区区域范围密切相关，其人口随着区域的变化而变化。1930年10月时为400万，1932年秋为340万，1933年全盛时期为453万，1934年9月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为240万左右。就以1931年秋赣南、闽西两大块苏区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时为例，这时它的范围已达28个县境，核心区域拥有21座县城。这21座县城分别是江西省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按现有客家学研究资料统计，这21个县中，属纯客县市的有16个，属非纯客县市的有4个，只有黎川县不属于客家人居住区。由此可以看出，客家人确已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民众和依靠力量，由此也就不难看出，中共选择客家人聚居地作为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区域并在这里设立国都，并不是盲目的。
　　确立客家人在苏维埃革命中的主体地位的再一个例证，就是苏区赖以生存、巩固和发展的红军队伍大多也是由客家人组成。如在中央苏区，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时，仅有3600余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在井冈山参加红军的客籍人）；而到1931年底，中央苏区的红军已经由小到大，发展到32600余人（不包括后方人员）。此后，中央苏区扩大红军运动兴起，从193２年1月到193３年2月止，共扩红87600余人；1933年2月以后，扩红进入高潮，到１９３５年春，共扩红21万余人。总之，从1928年春农民暴动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开始到1935年春这七年时间，中央苏区共输送了３５万英雄儿女参加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以中央苏区各时期平均维持人口３５８万计算，当时平均十人中就有一人参加红军。而在这些参加红军的人员中，客家子弟兵当占2/3以上。
　　二、客家人既是苏区社会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建设者和保卫者
　　通过苏维埃革命形成的苏区社会里，工农群众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在主人意识支配下，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焕发。在推动苏区社会变迁方面，以客家人为主体组成的苏区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里，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封建社会的历代农民起义，他们所要实现的就是一个均贫富、等贵贱、耕者有其田的平等社会。而客家人对土地的企盼比任何人都要浓烈，他们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也最多，这是不争的事实。进入近代以来，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颁布了革命纲领——《天朝天亩制度》，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土地制度和理想社会的规定，在这里，他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平分土地，田产均耕。这一带有浓厚空想色彩而没有得到贯彻的土地政策，正是客家人均匀传统，渴望土地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它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最高思想水平。到了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纲领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由于他们不懂得依靠农民，最终也不可能变革旧的土地制度，更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土地问题又成为共产党人领导的苏维埃革命的中心问题。在这场主要是地主与占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贫农之间的斗争中，客家广大的贫苦民众以其对土地的特殊的感情、强烈的愿望和聪敏的智慧，又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从1928年12月中共开创苏区后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开始，到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到1929年3月在长汀发布的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的布告，再到1929年7月在上杭召开的中央闽西“一大”上总结的土地革命经验（均体现在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里）和1930年6月汀州南阳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的决议，以及到1931年前后在赣南、闽西确立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为止，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均在客家人聚居的苏区内形成并得到最彻底的贯彻。在这里，客家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愿望、客家先贤和领袖洪秀全、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最终得以实现，这不能不说是客家人长期奋斗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
　　再一个能体现客家人变革精神的实例就是苏区客家妇女的大解放。客家妇女素来勤劳、刻苦、俭朴、温柔顺从，这些所谓的“传统美德”，是她们出于生活所迫并受封建礼教的桎梏，由于她们的家庭和经济社会地位低下，只得安分“认命”，逆来顺受。她们终日劳作，受苦受累的程度甚于男人；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更谈不上政治地位和人身自由。客家妇女这种悲惨的状况只是到了苏维埃革命时期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中国历史上，由社会制度确定妇女的社会地位应得到保障与尊重，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就是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的苏区社会。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客家妇女在这场关系到自己前途和命运的革命中，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胆识和智慧，她们竭力争取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独立平等和婚姻上的自由自主。在政治方面，客家妇女大量地而不是个别地进入一向由男子垄断的社会权力机构，参与政权和社会的管理。据统计，在苏区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客家妇女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25%以上。而上杭的上、下才溪乡，妇女代表分别占60%和66%；在赣南的江西苏区16个县中，1933年有县一级妇女干部27人，兴国县有20多名妇女担任乡苏政府主席。在经济生活方面，客家妇女普遍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并且作为农业生产所依靠的一支主要力量。“上杭才溪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妇女参加生产，占了全体劳动者的半数以上，而她们做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同样，兴国县“农业生产也几乎全由妇女承担。”在文化教育方面，客家妇女享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她们绝大多数参加了夜校和识字班的学习，基本上扫了盲。在兴国，有将近半数的女孩入了学。在婚姻家庭方面，由于废除或摆脱了买卖和包办婚姻、童养媳制度、蓄婢娶妾的一夫多妻制、贞节牌坊和观念、翁姑丈夫对妻媳的虐待等等，客家妇女真正实行了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姻自由，从而使苏区的两性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总之，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客家妇女的斗争热情持续不衰，各项权利普遍得到落实，社会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在争取自身解放和建设苏区社会的双重目标下，客家妇女确实成为苏区的伟大力量。
　　苏维埃革命的伟大胜利，使苏区的客家民众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做了社会的主人。同时，他们在经济上也获得了彻底的翻身，因而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使苏区的生产建设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如在闽西，1930年早稻喜获丰收，其中龙岩、连城比上年增产二成，上杭、永定、长汀增产一成。另据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苏区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粮食。此外，作为中央苏区经济中心的汀州，当年有“红色小上海”之称，它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一半。中央苏区的广大客家民众努力生产，节衣缩食，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送给红军，为支援革命战争，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不完统计，从1930年起，瑞金妇女每年都做出8万双草鞋送给红军，1934年7月，瑞金一次就捐出草鞋10万双：而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闽西苏区为支援红军共收集粮食达12万担之多。
　　获得解放的苏区广大客家民众为了保卫翻身解放的革命果实，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和发展苏维埃区域，他们踊跃参军参战，因而苏区内到处出现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或父子同当红军的动人事迹，涌现出许多扩红的模范县、模范区、乡。兴国县当年只有24万人口，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之众；瑞金县当年有23万人，参军参战的也有5万多人：而在上杭县的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16至55岁）554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了88%；下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26人，也占了70%。参加红军的客家籍战士，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以整个中央苏区35万人参加红军推算，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时仅有86000余人，加上留守部队和历次战斗中伤残回家等大致概算，为苏维埃革命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不下20万人（这还不包括在后方牺牲的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而这大部分是客家子弟兵。据全国解放后统计，仅兴国县为革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烈士就有23000多人，为江西全省烈士数最多的县份；闽西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也达23000多人，占了福建省烈士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闽西、赣南未被评为烈士的无名英烈则有数倍之多。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全国解放战争后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华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话（陈毅元帅语），那么，长达五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则是客家民众用汗水和鲜血支撑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客家人的积极参与便没有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三、客家人参加的苏维埃革命推动并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中，苏维埃运动在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中虽然历时较短但其影响却久远而深广。通过这场客家人参与并起推动作用的苏维埃革命，使客家地区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发祥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地的具体实践，并站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高度，先后在上述客家地区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包括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等等思想理论在内的重要文献，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这场革命，也使得客家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演习的重要基地。在苏维埃运动中诞生于客家地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领导，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并培养了一大批会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骨干，从而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重要的准备。
　　时势造英雄。苏维埃革命也再一次铸就了客家人的辉煌。获得解放的贫苦客家民众视苏维埃革命为自己的事业，义无反顾地投入中共领导的争取整个社会解放的奋斗中，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急先锋和主力军，并推动了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中国苏维埃运动也成了培养客籍革命家、军事家的摇篮，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走过来的客家人，更显示出他们卓越的文韬武略，他们在后来大多成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领导共和国建设的元勋和中坚。其中，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有朱德、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邓子恢、张鼎丞、王首道、陈丕显等等；而在功勋卓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上，客家人就有朱德、叶剑英二位元帅，杨成武、刘亚楼、李聚奎、肖华、陈奇涵、赖传珠等6位上将，以及20几位中将，数百名少将。假如不是在长征及以后历次战争中牺牲数万客家子弟兵，那么，客家籍将军的数量将会是成倍的增加。客家人出将军，已成为当代史上不争的事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客家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