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客家先民源自陕南、豫西、皖北一带，因战乱、饥荒及经济关系，南迁至福建汀州、江西赣州及粤东一带，逐渐衍播海内外。在国内，客家人除主要聚居在闽粤赣边区以外，还广布于广西、四川、贵州、湖南、浙江、海南、台湾以及香港、澳门等地，人口约5000万。客家人富有革命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对客家人在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家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作一探讨。

一

　　要了解客家人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关系，先要了解苏维埃革命运动产生的背景和过程。
　　苏维埃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是中国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进入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南方，先后爆发了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旨在反抗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近代革命政党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创建共和民国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以及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即国民革命），这几次社会革命，由于其领导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最终都无法完全实现其纲领和目标。按照俄国革命经验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革命的现实斗争洗礼后，总结了经验教训，重新审视自身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最终确立了以苏维埃的模式作为自己的社会革命的目标。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的革命中创造并为列宁所肯定和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一组织形式成为俄国和苏联的政权机关。1920年7、8月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无条件地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反对在中国宣传和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转变过去的态度，积极主张中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转变符合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9月19日作出了“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并以苏维埃制度作为中共领导的新的政权形式和社会形式的战略决策。在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便伴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而蓬勃地开展起来。
　　正如近代史上爆发的几次革命一样，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也肇兴于客家人聚集或客土混居的地区。1927年11月，广东海陆丰农民在彭湃等领导下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紧接着，毛泽东及其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又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相继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酃县等县苏维埃政府，并于1928年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成立了以客籍首领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赣西南地区，1928年初，暴动起来的万安农军在占领万安县城后，于1月11日正式宣布成立万安县苏维埃政府，这是江西省建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闽西，张鼎丞等领导永定农民暴动以后，也在1928年9月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这是在福建创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上述几个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共领导建立起来的第一批工农民主政权。虽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初创的革命政权存在的时间不长，也难免存在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对于后来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乃至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1929年以后，苏维埃运动呈现出变动不居的状态，苏维埃区域的发展时起时伏，但最终由点及面，遍及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贵州、安徽、河南、江苏、陕西等十几个省区。到1930年夏季前后，南方各地苏维埃区域相继站稳脚跟，大多走出了艰难的创建阶段，苏维埃基本区域已经确立。这些区域主要是：在江西西南部，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形成横断江西半壁，围绕赣江流域纵横千里，辖35县的赣西南苏区；在广东东北部，形成了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龙川、饶平等县组成的东江苏区；在福建西部，建立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形成统辖5个县级政权、85万人口的闽西苏区；在江西东北部，形成了8个县的赣东北苏区基本区域；在湖南西部和湖北西部，湘鄂西苏区已成雏型；此外，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以及广东南部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左右江苏区等，也已宣告成立。从以上所建立的苏区可以看出，苏维埃革命之火已经燃遍了中国南方所有客家人居住的地区，共产党已在客家人居住的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早在1930年初，中共中央即有组设统一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设想。5月，还秘密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成立了筹建中央政府的机构。9月间，鉴于全国苏区过于分散而不便于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将十多块苏区归并为九大特区，即赣西南、粤闽（闽西、东江）、湘鄂赣、湘鄂边（即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南、广西、琼崖特区。11月，进一步集中划定为湘鄂赣与赣西南相连的中央苏区，环绕中央苏区的赣东北苏区、湘鄂边苏区，以及鄂东北苏区（即鄂豫皖）、闽粤赣苏区（闽西、东江、赣南一部）、湘南苏区（广西左右江苏区北上发展与之相通），并令赣东北、闽粤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鄂东北与豫东南、皖西及鄂北打通，以形成六大苏区基本相连的大苏区。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大苏区的计划是宏伟的，如果该计划能实现，那将足以构成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并未完全使该计划成为现实，湘鄂赣苏区未能联入中央苏区，而客家人聚集的赣南、闽西最终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苏区。这块由毛泽东和客籍红军之父朱德等领导创建的苏区，辖有28个县境，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成立有江西、福建两个省苏政府，是最主要也是最大的一块苏区。1931年11月7日，全国各苏区的610名代表汇集于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临时中央政府，并以瑞金为都，改瑞金为瑞京。瑞金由此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及至1932年前后，中央苏区人口曾经达到440万左右，区域面积约8万余平方公里。继江西、福建之后，又建立了闽赣、粤赣、赣南3个省，共辖5个省级政权，60多个县级政权，这几乎包括了闽粤赣边区所有客家人居住的地区。
　　从中央苏区的创立并建都于瑞金开始，客家人的摇篮和大本营———闽粤赣交界山区便成为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中心区域，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成为共和国的摇篮。

二

　　为什么中国苏维埃运动会肇兴和遍及于客家人聚居区？为什么会在全国十几块苏区中选中客家人聚居的闽粤赣边区作为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我想这决非是历史的偶然和巧合。
　　1929年7月，受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委派，毛泽东等前往闽西的上杭县蛟洋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一大”。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闽西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六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即：（一）有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二）各县都有了共产党；（三）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四）粮食可以自给；（五）地形险要，适于与敌人作战；（六）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这一分析无疑是深刻和正确的，它适合于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般地区。
　　透过历史的普遍现象，我们在分析客家地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特殊性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的因素，这是起关键和决定作用的。毛泽东等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下山以后作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决定，以及后来选中瑞金作为全国苏区的指挥中心，无一例外地是看中了这些地区的民众基础。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在阐述以宁冈为大本营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时就指出：此间“民众比较有基础，弃之可惜”。到了赣南闽西以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写信给中共中央高度赞扬“汀州群众很好”，“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基础都比湖南好些”，“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等等。这也正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首次入闽，便勾画出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并与井冈山的割据区连接起来的科学构想的主要依据之一。这一构想，对于最终在赣南、闽西形成中央苏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上述客家地区的民众所以被毛泽东所倚重并寄予希望，还得从客家民众的境遇和固有的革命性加以分析。
　　历史上的客家民众备受压迫和欺凌，因此反抗斗争不断，到了近代，客家人的这种受欺压的境遇也没有多大改观。如在湘赣边界区域内的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县，是土客籍混居的地区，客籍人居于山地，为居住平地的土籍封建宗族主义者所压迫。1926年和1927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而在纯客籍聚居的赣南闽西农村，则是个豪绅地主与土匪、小军阀结合横行的社会。这时的社会结构的核心仍然是封建的地主经济和政治，人数极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的绝大多数土地，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则无地或少地。据调查，在赣南的兴国，占总人口6%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寻乌70%的土地则为仅占总人口8%的地主富农所掌握；而在闽西，“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只得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但交纳的田租要占他们全年收获量的绝大部分，“各县最低为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广大农民还要负担各种无偿的劳役和捐税。统治汀属八县的军阀李凤翔，在1925年秋至1926年上半年不到一年之内，七次下令勒索捐税，总计达230多万元，田赋预征至1931年。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闽西“匪军遍地，暴敛横生，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广大民众的生活“困苦到了极点”。同样，在赣南，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五更起，半夜眠；风雨来，霜雪奔；无粮食，糠充饥；豆角衫，洞满身；无腰带，捆箩绳；烂布块，当毛巾；睡秆堆，盖蓑衣；水当镜，柴当枕。”这是赣南贫苦农民生活艰辛的生动写照。客籍民众备受欺压之苦，并且“痛苦日甚”，已到了“非革命即再无生路”的地步。
　　在这种社会环境的逼迫下，具有反抗精神和斗争传统的客家民众除了铤而走险闯荡他乡异国谋生，中国共产党所勾画的苏维埃新社会图景，自然成为他们热切的向往，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共产党为之奋斗。所以，毛泽东当初认为赣南闽西的民众“非常之好”，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一带民众对于红军的活动非常拥护和支持，革命情绪极高。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战略家的高明和过人之处。红军在到达长汀以后曾作了这样的报道：尽管红军宣传员的演讲技术并不好，但是“长汀的民众，听我们宣传员的演讲，非常高兴，欢呼的声音，常常打断演讲的进行。”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这一带民众踊跃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备加赞赏，他写道：“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正因为有了上述的条件，苏维埃革命的理论最终在具有革命潜质的客家人的聚居地成为现实的运动，并开展得轰轰烈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