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1896—1978年），原名项廷椿，又名梁明德，连城县朋口文地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五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生。祖父项定方出身秀才，父亲项仕豪是耿直厚道的山区农民。项与年有兄弟6人，他排行第四。三哥项廷爵在福州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北平、上海等地供职。与年9岁时，过继堂叔项仕杰。养父为晚清汀州府秀才案首，学识渊博，精通医术，在朋口开一家叫“永济堂”的药店。与年15岁时，与童养媳王村玉成婚，5年后生子项德崇（后改名项南）。民国6年（1917年），项与年只身到北平三哥处。后又随三哥赴南京、上海两地任所。在上海目睹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接受革命新思想，与三哥一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

民国13年12月，经颠沛辗转，与年和同事宣政一起回到上海。不久，宣政邀他同往其杭州的家中。在宣政家的丝绸行里，与年认识了中共杭州地委的负责人宣中华等人。后宣中华介绍与年前往海宁县硖石小学何赤华处，以教书为名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民国14年，由宣中华、何赤华介绍，在硖石小学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旋即由党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从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进行秘密革命工作。民国16年4月回国后，以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民国17年，赴上海，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纪念韩复炎烈士）学校，担任校长。在周恩来、李克农等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联络局白区工作部（又称“特科”）直接领导下，与年先后在上海、广州、香港、南京、北京等地，担任上海与中央苏区、陕北与北方局的秘密交通，从事军委情报工作。民国22年，与年离沪转外地，几经辗转，打入国民党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民国23年10月，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庐山，召开5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与会的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带回《铁桶围剿计划》、兵力部署、进攻线路、战斗序列等有关绝密机要文件。与年阅后，顿觉事关重大，立即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凭司令部通行证，连夜出境，前往瑞金，向红军司令部报告。随后与年参加长征。长征途中，毛泽东在谈及此重要的“四角号码情报”时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民国24年，党组织把与年从长征路上派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后来回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在艰苦的秘密活动中，与年因内奸告密曾被敌人逮捕入狱，但他在敌人威逼利诱下，立场坚定，英勇机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曾受到上海党组织给予的“反敌特斗争胜利”的奖励。“西安事变”时，与年赴西安，负责联络通讯工作。民国27年，到延安，与年改名梁明德，先进中央党校学习，后历任中共三边地委、关中地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与年从延安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林厅厅长、旅大市农林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第三届政协委员等职务。

1959年，与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他辞退县里护送人员，爬山越岭，步行回家。穿着草鞋，上山砍柴，煮稀粥，吃地瓜，到处访贫问苦，慰问革命烈士家属、革命老干部。到朋口中学（原连城三中）给全校师生讲革命传统，勉励师生要学好本领，接好革命班，建设祖国，建设家乡。回到东北后，把自己节约攒下的工资，购买1套40千瓦的发电设备捐献给公社电站，同时汇款数千元，赠送3部汽车发动机和电话线等，帮助家乡贫困山区架设电话和发展交通。

“文化大革命”中，项与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被以“叛徒”罪名开除党籍，送辽宁盘锦农场劳动改造。1969年冬，已是年逾古稀的与年，被遣回福建老家。

1972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经过反复审查，认定项与年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老党员，彻底推翻了“叛徒”的不实之词，恢复了党籍和名誉，补发了工资。1973年，项与年接到补发工资，立即汇款1500元给原工作单位，补交几年来因被开除党籍而无法按时上缴的党费，捐资5000元修建家乡的莒溪水库，支援家乡发展水电事业。项与年自己生活俭朴，却处处关心民生事业，关心群众疾苦，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享有威望。

1978年10月2月，在龙岩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