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创建后，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召开了9次党的代表大会，其中后3次在闽西举行。

在频繁的战斗中，领导人对军队建设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太多”，“权利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表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搞“分权主义”。为了平息这些争论，统一思想认识，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

1929年6月22日，在红四军三次攻占龙岩城的大好形势下，在龙岩公民小学“兴学祠”大厅内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军政治部主任陈毅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会上，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于是，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场空气紧张而热烈。大会开了一天，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通过了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但是，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认为“流寇思想和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集权制领导原则”有“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这对以后的工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会上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没有分清是非，正确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大家的思想仍未统一。

大会选举了新的前委。新的前委委员除保留中央指定的毛泽东和朱德，选举陈毅和4个纵队的司令员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陈毅当选新一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在贺子珍的陪伴下，离开龙岩，到地方指导闽西特委工作并休养身体。陈毅赴上海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及其争论。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之后，红四军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削弱，红四军内部的不良倾向更加严重，战斗接连失利。1929年9月，朱德指挥红四军和地方武装攻占上杭城后，即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因陈毅去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未返，前委负责人只剩朱德一人主持会议，忙的不亦乐乎。加之因当时繁重的军事行动和战斗的失利，使得红四军的领导力量和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削弱，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新的滋长。因此，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无组织状态下乱哄哄吵了3天，毫无结果，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大会曾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因毛泽东正发作疟疾，当他坐担架赶至上杭时，会议已经结束。大会最后选出来的红四军第八届前委，又同第七届前委一样，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

尽管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八大”都未能解决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分歧，然而正是有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八大”这场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也才有了古田会议，使党彻底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