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背景

1934年初春，蒋介石经过半年多方面的准备后，重兵压境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其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其“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毛泽东等一大批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央苏区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地日渐丧失，形势严峻。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红军要在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10月10日晚，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直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留下红二十四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11月1日，敌人进占了汀州城。11月10日红都瑞金陷落。11月17日、23日敌进占于都、会昌县城。11月26日、30日敌进占清流、宁化县城。至此，中央苏区核心县城和重要圩镇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区各县和交通据点后，大兵压境，加紧构筑了许多纵横交错的堡垒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几大块，企图将留守在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围困在狭小的地区内，进而分区“清剿”。国民党军政当局为彻底消灭红军，在占领苏区过程中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等反动武装，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报复，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屋换石头，人要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族”。用极其残忍、骇人听闻的手段，如挖心、剥皮、肢解、凌迟、火烧、活埋等等酷刑，屠杀残害苏区人民。占领苏区后，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各县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铲共委员会”“没收委员会”等组织，全面实行保甲制，普遍编组保甲，强迫实行“十家联保”“五户联坐”；强迫百姓群众订立“剿共公约”“保安守则”，规定“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凡“通匪、济匪、窝匪者，一律格杀勿论”；参加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过的人员，都被视为“共匪”“匪民”；强迫民众集体“自新”，缴纳“自新费”、“赎身费”，交不出或抓去坐牢，或给豪绅地主做苦工抵押；许多红军的妻子被凌辱后卖到广东等地；搜罗叛变革命分子进行疯狂破坏等等；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政策，群众生活必需的粮食和食盐，凭证限量供应，若超量购买，则以“通匪”、“济匪”论罪，即遭到追查逮捕，甚至坐牢杀头。

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虽然意识到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严峻形势，但对前途估计过于乐观，直到12月中旬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终于接受陈毅的建议，在于都宽田召开了中央分局十二月会议，决定转变战略思想，改变斗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但是，由于没有深刻反省“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央分局的战略转变还仅仅是局部的。正如项英在1937年回顾总结这一段斗争经验教训时所说“虽然我们放弃了过去的阵地防御战，转为运动战，由正规作战逐渐转向游击战争，在战术上采用游击队的动作，但在基本上没有认识当时整个斗争的性质，不能彻底转变为游击战争，还保留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如1935年1月发生的洋陂战斗、牛岭战斗，仍然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红军游击队伤亡严重，元气大伤，形势更加危急。

临危受命

土地革命至三年游击战争之前，福建省委于1928年9月在厦门成立，历任省委书记有刘乾初、罗明（代理）、刘晓、陈潭秋、陈寿昌、曾洪易、刘少奇、万永诚。省苏维埃政府于1932年3月中旬在汀州成立，历任主席有张鼎丞、钟循仁、吴必先。福建军区于1932年1月20日在汀州师福村成立，历任司令员有罗炳辉、周子昆、叶剑英、龙腾云；政委有谭震林、万永诚。

1934年10月，中央通知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任命万永诚接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军区政委，龙腾云任军区司令员，游端轩任参谋长，吴必先任省苏政府主席，领导各县游击队、省保卫队及军区所属部队共约7000余人坚持斗争。为了拖延国民党东路军对长汀、瑞金的推进时间，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以万永诚为首的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以极大的热忱和忠诚，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红二十四师和福建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从松毛岭、钟屋村、南山、河田等地沿途节节阻击和后撤，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中央主力红军转移的重任。

驻在汀州城内的红军及福建省委、省苏政政府、省军区等省级机关及所辖独立第十九、二十团，共4000余人，在敌人进占汀州城之前已转移到四都等山区，继续执行“保卫苏区”的战略方针，在闽赣交界的长汀、武平、瑞金、会昌等地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长征。

1934年12月间，敌东路军各部先后从赣南回师闽西。12 月24 日，蒋介石电令对闽赣采取部署，两省共划为十二个绥靖区，蒋鼎文任驻闽绥靖主任。其中，福建被划分为四个绥靖区，第十绥靖区闽西的正、副指挥官分别是卫立煌、李默庵，司令部设立在长汀，统率第三、十、三十六、五十二、八十三师及钟绍葵、黄月波保安团、各县地方民团等等武装对闽西境内的红军进行“清剿”，计划在3个月内摧毁红色政权和红军游击队。

1935年1月，蒋鼎文在漳州召开全省绥靖会议，确定了全省第一期“清剿”计划。对闽西的“清剿”部署是: 宋希濂第三十六师负责长汀一线，主要对付福建军区及所属部队；李默庵第十师负责龙岩(新罗)永定、漳平一线，主要对付红八团和张鼎丞率领的游击队；卢兴邦第五十二师负责宁化、清流、永定一线，主要对付闽赣军区余部；李玉堂第三师、刘戡第八十三师为预备队，各抽调一个团配合第十师负责龙岩(新罗) 连城、宁洋一线，主要对付红九团。1935年春敌第一期“清剿”部署就绪，将退守长汀四都山上的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及十九、二十团的四千余人以及，在永安、宁洋、连城、漳平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的红九团一千五百余人，明光独立营二百余人；在漳州至龙岩公路两侧区域开展游击活动的红八团五百余人分割在狭小的区域内，节节推进实行全面“清剿”。

在敌人重兵包围和进攻下，福建军区无法对红八团、红九团实行领导，不足7千人的三支武装力量失去联系，各自突围奋战。闽西苏区全部县城沦陷后，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全面遭到破坏，实际上只剩下省委和省苏的空架子。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三光”政策、“饥饿围困”和复辟统治，人民群众遭受残酷镇压，红军和游击队伤病人员多，生活、军需、医疗物资的严重短缺。其时正值进入冬季，寒冷来袭，冷雨交替，饥寒交迫，困难诸多，部队山区野外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在敌人大兵压境、红军主力已经长征西行的情况下，万永诚仍然主张部队集中行动，与敌人作拼死决战，因此，福建省级机关极其所属部队，被围困在闽粤赣边狭小的地域，连续受到敌人袭击，损失严重，形势极端严峻。

战斗历程

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对中央苏区的斗争极为关心和重视。1935年2月5日、2月13日和2月23日，中共中央先后三次致电项英及中央分局，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作出了明确指示。1935年2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成9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其中，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去闽西，与张鼎丞部队汇合，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由中央分局委员汪金祥带领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到寻乌南部和平远、蕉岭、武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2月下旬，受中央分局委派，毛泽覃率领一个连的红军部队，从于都南部突围转移到达四都，与福建省委汇合，并担任了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向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成转达了中央的指示，并建议:放弃四都，迅速整编部队，分成几支小分队，分散游击行动袭击敌人，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的深山中去。但这建议未被万永成采纳，仍然执行 “坚持保卫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回头”的方针，坚持将十九、二十团集中到四都山区狭小圈子里，命令部队天天埋伏在山头，等待敌“清剿”部队进攻，企图打个歼灭战，鼓舞士气，改变局面。结果，这两个主力团先后被敌人击溃，福建省级机关陷入困境。

1935年3月，敌第三十六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持续向四都发起围攻，并逐日缩小包围圈。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及十九、二十团凭借山地对峙死守，牺牲人员众多，最后突围出来的人员不足一千人。同时，驻会昌的敌第八师开抵武平，在小礤与第十师会合，国民党军队已经从会昌、武平、长汀四周完成包围，步步紧逼，万永诚、毛泽潭、龙腾云、吴必先等率领机关及仅存人员，不得不活动在长汀、武平、会昌边境的崇山密林之间。敌第三十六师、第八师及闽西团匪钟绍葵部每天都在附件搜索，各条通道已被敌人层层封锁。他们曾经组织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部队伤亡很大。突围出来的人员在万永诚和龙腾云的率领下，计划向永定靠拢，与张鼎丞部汇合。在途经武平北部龙归寨时，将所突围出来部队人员整编为五个纵队。其中，省委、省苏、省军区领导均编入第一纵队，纵队长由万永诚担任，计有三四百人；第二纵队为保卫局及警卫部队，纵队长高寿康，计四五百人。部队活动在武北和四都的大山上，寻找机会准备经武平下坝向广东平远县、蕉岭梅州方向突围出去。

4月初，会合在小礤的敌人集中在邓坑头、向黄泥塘一路前进，敌人第三十六师主力沿四都一线进攻，保安第十四团钟绍葵部进抵中坪、苦竹一线配合进攻，包围圈逐渐缩小。陷于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的福建省委机关部队处境越来越恶化，万永诚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部队在进入长汀腊口西汾水坳时被迫分散突围。毛泽潭率部突围到瑞金县黄鳝口（今黄田坑）红林山区，4月26日因叛徒告密，遭国民党军袭击，毛泽潭英勇牺牲。万永诚、龙腾云、吴必先率部突围来到武平、会昌边境的梅子坝山区遭敌第八师陶峙岳部及地方民团重兵包围。经几天的连续转战突围，都未成功。

陷入绝境

1935年4月初的山区，虽然是春天了，仍是“春寒冻死牛”的时节，细雨绵绵连续半个多月，山路湿滑难行，山岚厚重处处白雾蒙蒙，近处的大小山头都看不见、分不清，山势也弄不清楚。根据原福建军区政治部保卫局特派员老红军林攀阶回忆，正是这样的天气，以致部队在突围时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山头和制高点。由于敌人在苏区推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饥饿围困”，红军游击队伍弹药、粮食保障非常困难，每人只剩五发子弹，有的才2发，一天吃不上两餐饭了。为了避免敌人严密搜捕，在山上很多时候不能生火，只能吃点炒米配冷水，长时间连续突围，伤病员与日俱增，许多指战员因饥饿、雨淋寒冻，出现了浮肿，连万永诚书记也是如此，处境越来越恶化。在敌众我寡的重重围困中，突围部队屡遭失败。

1935年4月10日凌晨，万永诚、龙腾云率部队突围到大禾上湖村。浓雾密布的天气遮挡视野，让人近距离识别模模糊糊。由于敌情侦察不清，误以为村里没有敌情，没想到进入了敌人早已布置好了伏击大口袋。因为几天没有吃饱饭，战士身上的衣服也是潮湿没有干燥过，万永诚、龙腾云决定在村中停下来修整修整，在邓家祠堂设立指挥部。正在村中埋锅煮饭的时候，先期埋伏抢占了制高点的国民党军第八师一部和钟绍葵保安14团、邓坑邓立文民团突然发起了进攻。一时间，村中百姓看到，从下湖、贤坑、邓坑方向的山头上都涌过来白军，白军从上、下、后三路包围了红军，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像簸箕筛豆子样密集的枪声时不时响起。很快，从邓坑方向就抬下来许多红军伤员。处在重重包围中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们奋起反击，万永诚临危不惧，组织部队顽强抵抗，血战一昼夜。万永诚多次组织突围，但由于部队损失严重，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每个人员因连续转战突围、饥寒交迫而筋疲力尽，有些指战员连枪都端不起来了，加上敌众我寡，敌人的进攻没有一点减弱的迹象，所以进行多次突围都未突破包围圈。在最后一次突围中，万永诚因身体浮肿已极度羸弱无法动弹了，他命令身边指战员不要管他，“冲，杀开一条血路”，一定要拼死突围出去，而他自己为了不当俘虏，把最后一粒子弹射向了自己，悲壮地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军区司令员龙腾云、参谋长游端轩、纵队司令员吴楚云，及省级机关和红军二十团余部大部分指战员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红军损失惨重，遗体遍布祠堂四周及附近山头。少共省委书记许昌受伤被俘押到南昌后被杀害。省苏主席吴必先率领纵队部分红军战士突围，在长汀濯田之鸡冠峰被敌人包围，吴必先所率领的突围人员全部被打散或被俘、牺牲。吴必先在濯田园当南坑不幸被俘，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8月在江西九江英勇就义。革命先烈的赤胆忠心光耀千秋，英雄气概威震山河，革命精神映照日月。

后  记

惨烈的上湖村血肉绞杀战可以说是福建军区红军的最后一战，与梅子坝山区中的多处突围战紧密连接在一起，因此历史上统称为梅子坝战斗。此战斗恰逢初春雨季，阴雨绵绵雾气蒙蒙，天寒地冻，又敌众我寡、红军弹尽粮绝，致使红军死伤惨重，绝大部分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及直属部队红军指战员都壮烈牺牲或被俘后就义，从此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垮散，停止了活动。战后不久，陈潭秋、张鼎丞、谭震林等在永定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继续领导福建的革命活动，福建的革命火种始终未熄灭，红旗不倒，直到全国解放。

在梅子坝战斗结束敌军撤离后，上湖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上山寻找红军遗体并用谷席子包裹将其分别在邓姓祠堂后山、原村部旁、禾地下等多处就地集中掩埋成坟堆，因不敢公开是红军烈士墓葬，所以萋萋芳草覆盖下的土坟前没有任何碑记。到如今，几颗青松翠竹下的大坟堆，里面究竟掩埋着多少红军烈士的尸骨永远没有人知道了，姓甚名谁更无从考究，其生也寂寂，死也寂寂，这就是我们可歌可泣的先烈啊！据亲历者、原福建军区政治部特派员林攀阶和上湖村村民邓维太、邓维勇、邓德利等人的回忆，以及相关党史资料的证明，战后由上湖村群众就地掩埋的红军烈士约有几百人。福建省级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大多也埋葬于此。长风浩荡，星汉垂泪。八十多年的冰霜雪冻、凄风苦雨，早已淡漠了血色的记忆，这些孤寂的忠魂烈骨化作沉默的山脉，胼手胝足痴情护卫着脚下的这方土地。当地的村民教育后代子孙，“我们有今天的好日子，多亏了烈士们打下的江山”，他们年年岁岁祭奠先烈，早已把烈士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代代相传缅怀不忘。

上湖村原中央苏区福建党政军红军烈士墓群牺牲烈士职位之高、数量规模之庞大，在全国也仅见。“数英雄，论胜败。古今谁能说明白？”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没有意义的。原中央苏区福建党政军及直属部队的红军英烈们以绝对忠诚之心追求革命理想，以必死之心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为掩护中央转移，迟滞敌人进攻主力红军，身陷绝地殒身上湖村，虽死犹生、虽败犹荣，子孙后世何敢或忘！ 时过境迁，随着媒体的不断宣传报道和史料的深入挖掘，这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历史引起了党政军和外界人士的关注。为缅怀上湖战斗的先烈、铭记历史贡献，进一步弘扬苏区和红军战士那种高于一切、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敢于斗争、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上湖烈士陵园修建的一系列活动在上湖这块红土地上深入持久展开。如今，上湖战斗旧址已然成为闽西又一个红色遗址，成为人们追寻、传承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和苏区精神的心灵家园。

参考资料：

1、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革命战争史稿》

2、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福建革命纪事》

3、蒋伯英著《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二版）

4、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央苏区军事史》

5、中共武平县委党史研究室《武平人民革命史》

6、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

7、龙岩地委、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8、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13日

9、刘仁荣：《毛泽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王坚著《浴血归龙山》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